海洋局：从源头扭转海洋环境质量恶化趋势

这一系列监管举措，是从规范市场秩序、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务实行动，应当得到理解和支持。

顺便说一句，当你把城市病的度量放在方程左边，人口规模放在方程右边的时候，永远在审稿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内生性问题。而重要性则相对主观，如果真的对于什么是重要的问题没有分歧，那反而简单了，只需要把重要的问题列出来，大家去做就可以。

但这本杂志又不应该是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这样做事后总结性的杂志，而是应该发表引领性的研究的杂志。只有这样，在这本杂志上，大家才会去比思想，比重要性。在这两个视角中，第一个视角，可以通过数据和计量经济学写成一篇科学规范的论文。做个学者，一上来就只看能不能发表，就跟做个商人一张嘴就谈钱一样，无关能力，只显气质。于是，学术界会认为，第二个问题应该交给政府部门的人去研究。

通常解决正外部性的办法是给予补贴，但是必须要假定有一个人——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学术界大佬或者编辑——是知道外部性的大小的，或者至少大致的知道。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重要性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征收边境调节税的收入应该归谁使用的问题，如果全部用于发达国家的自身，那么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减碳资金的支持。

各地能否合理规划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落实，取决于地方主要领导对此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针对碳中和总体目标与各个主要行业的减碳排路径关系，设计和使用激励机制调节涉碳经济行为，运用市场手段（如碳交易市场、碳税、绿色金融工具等）动员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有限的公共资源高效支持绿色低碳科技发展，等等。一方面，市场上部分研究机构及人员对电力行业的减排转型情景过分乐观，忽视了非化石电源及输配电中的技术难度。有报告提出未来要扩大电气化，通过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将煤电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为绿色电力或零碳电力。对于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可以依靠新的科学技术和投资产生的碳沉降机制，将一部分二氧化碳吸收回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创新的工作。

另一方面，电力行业转型的融资需求巨大，要认真估算新增清洁电力装机容量的资金量（达到目标装机容量所需的资金量），既要考虑装机成本，也要考虑装机成本如何摊入供电运行成本，年发电小时数和电网接纳度，电网性能（包括线损）以及储能、调峰、输配电的投资成本等因素。现状则是，对于跨境碳排放应予以调控，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对于税费的最后归属，各国之间争议巨大，表现出国际共识不够，既影响国际行动，也使得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国际社会应在全球碳收入和支出方面推动多边管理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建设，使得跨国界的碳排放或者有争议的碳排放能够通过多边治理机构及其建立的机制得以解决，而且这些收入最终应该百分之百用于碳减排，发展新能源或者碳沉降其中有两个涉及2005年的基础数据缺失。为此，国民经济中相当一部分行业和机构需要参与进来，尤其是高碳行业，如能源行业、交通行业等。第三，政府财力及政府对某些活动给予补贴的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影响了补贴后的价格形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以更大力度发展和运用碳市场。因此，绿色治理也需要体现在国际共识和国际行动中。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还有争议，一些具体问题尚无解决方案。要实现碳市场的合理价格，确定碳排放的封顶总量至关重要。

实际上存在着不少明显超越国界或者国界界别模糊的碳排放。碳市场也有受到质疑的地方，其一就是碳价格可能大幅波动。

将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完全降到零将非常困难。再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全国碳排放市场，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避免碳价格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有跨境飞机、跨境船舶等在国际领域内的碳排放问题。各地能否合理规划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落实，取决于地方主要领导对此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针对碳中和总体目标与各个主要行业的减碳排路径关系，设计和使用激励机制调节涉碳经济行为，运用市场手段（如碳交易市场、碳税、绿色金融工具等）动员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有限的公共资源高效支持绿色低碳科技发展，等等。进入专题： 碳中和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征收边境调节税的收入应该归谁使用的问题，如果全部用于发达国家的自身，那么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减碳资金的支持。只有在明确总量的基础上对碳配额进行交易，促进规律性价格的产生，才能最终实现碳价的合理化。4、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规划提前目标与绿色金融支持方案 中国是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国内各地区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二是碳市场可以给出中长期信号，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未来碳减排的经济活动。可适时借鉴和采用MRV体系（Measurement，Reporting，Verification，可度量、可报告、可核查）的一些做法，这些也是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核心要素之一。

其中涉及的树种、密度等问题，还需要相关方面的技术创新。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承诺，中国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

各类减碳政策和措施之间到底是如何产生交互作用的。目前，全球发电行业碳排放占比平均为41%，中国为52%。

各类绿色技术和绿色项目在产业减碳过程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此外，在绿色金融领域，据说全球已经有200多种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和许多不同的可持续金融的披露要求。相较而言，通过金融市场和碳市场的衔接，实现金融市场对碳市场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有利于我国碳减排任务的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峰会上提出了四项重要指标，即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此外，夯实数字基础，搭建可计量、可核算、可定价、可评估、可激励的绿色治理制度和体系，是使各个部门积极行动、主动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碳市场，进行了碳排放交易并产生了交易价格。

之所以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可能包括：第一，未来技术的发展以及性价比存在不确定性，给相关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由于很多投资是中长期的，因此这些投资核算和未来回报也存在不确定性。要加大对上述创新的激励机制建设，为社会资本投资绿色科技提供重要的回报率预期。

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也应该聚焦于提升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和披露要求的可比性、一致性。但是，当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时，就已经分不清国界了。

其次，要充分重视碳减排中占比较大的行业并进行合理规划。但在目前，中国未来若干年的碳排放总量还未逐年确定，对于碳排放总量的测算方法也仍未明确。因此，在寻求未来碳减排路径的同时，还要正视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碳价格的影响，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可以帮助避免碳价格过度波动的机制。如果各市场的标准不一样，总量封顶的依据不一致，各市场之间又没有连通机制，所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就会不统一，不利于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的推进。

此外，还需要确定森林碳汇参数，明确不同的森林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对于碳捕获和碳汇，也需要给出相关参数，明确市场的配额余量及配额增量，推动实现碳交易价格合理、稳定、可预期的目标。

另一方面，电力行业转型的融资需求巨大，要认真估算新增清洁电力装机容量的资金量（达到目标装机容量所需的资金量），既要考虑装机成本，也要考虑装机成本如何摊入供电运行成本，年发电小时数和电网接纳度，电网性能（包括线损）以及储能、调峰、输配电的投资成本等因素。国际社会应在全球碳收入和支出方面推动多边管理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建设，使得跨国界的碳排放或者有争议的碳排放能够通过多边治理机构及其建立的机制得以解决，而且这些收入最终应该百分之百用于碳减排，发展新能源或者碳沉降。

如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满足碳中和带来巨大的融资需求。第二，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平衡，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会存在一些过渡性安排，包括免费配额和低价配额等做法，在减排进度上可能前松后紧，也可能前紧后松，最好是实现动态优化安排，但因为动态安排减排量会有波动，所以进入碳市场的数量也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影响碳价格。